当GDP蒸发三分之二，这个县城还有未来吗？

有时候，感觉世界很大，大到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在社交媒体上，科技的、民生的、贸易的、金融的、社会事件的等等，让人目不暇接。有时候，又感觉世界很小，或许一个农机企业的兴衰就足以影响一个县城的命运。后来，我发现这个世界大与小之间并不那么绝对，一个县城普通居民的小日子，悄悄地被这个社会的宏观变化所决定着。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只能继续沉浮，或是积极、或是消极地面对这一切。

去年年底，因为工作原因，我被调往鲁西地区的一个小县城，接受为期半年的基层锻炼。此刻，当我动笔尝试写下那半年的光景，万青的歌词——“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就这样从脑海里跳了出来。

高唐县，古称高唐州，县城不大，按照北京的比例尺计算，大约是十号线地铁站所围成的大小，其中还包括城中心的一片水域。再往外便是农田和民房混合的城郊，越靠近城郊的地方，道路路面就越坑坑洼洼。汽车、老头乐、自行车、电动车都在主路上交替行驶，逆行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当你走在高唐的大街上，基本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只有城中心的一个“美宜佳”便利店，和它旁边的“华莱士”一起，成为了黄发少年、抽烟少女和改装电动车的常态聚集点。

这里已经在经济上沦为鲁西的洼地，近几年GDP更是稳定排在省内县区中的倒数十名以内。

◉2024年，山东省136区县GDP排名，高唐县GDP为210.1亿元，在山东省县区一级排在132名。图文来源：数据山东吧

令人唏嘘的是，在2008年前后，高唐也有过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它曾被周围地市的人们称为“金高唐”，一到晚上，县中心的街道上人头攒动，商场灯火通明，歌厅舞厅人流如织。

在县中心街道对面，一个名为“时风小区”的工厂家属院里，则住着安居乐业的人们。“时风”这个名字来源于“时风集团”，一个专注于农机产业的集团公司。直至今天，虽然时风集团衰落了，但县城中心还有以这个企业为名的道路、宾馆、小区和工业园区。作为这个县城经济的支柱，它的兴起与快速的跌落，正映照着高唐短暂的繁荣与突然的沉寂。而在这个过程中，无数人的命运为此流转。

我认识的秦姐（化名），作为一名点焊工，曾在时风集团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但在2016年，因为工厂订单骤降，发不出工资，不得已而远走非洲谋生。这突然的变故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下是她的讲述。

黄金年代

第一次进厂是1997年12月，那一年我19岁。时风集团在县城城郊，现在叫东兴南路，建了第一个厂区，员工们叫这里老厂。那时候县城也不大，厂区的位置实际上已经快到我们村里了，门口也只有一条稍宽一些的黄泥土路，厂区周围是大片的农田。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大片的农田逐渐成为工厂的厂区，到今天又拆到只剩下那两片闲置的厂房，原本的生产车间已经建成了一片家属区，另一片地划给了本地的驾校。老厂的门口也修通了沥青大路，从老厂进城出城都很方便。老厂旁边有一条小河，过去这里面有成群的鱼，厂里的工人们下班了会三五成群的来捞鱼，现在没有鱼了，工人们也都离开了。

老厂里主要生产农用三轮车。在一条完整的流水线上，我的角色是在焊接车间里做点焊工。每辆出厂的三轮车都有一个工具箱，工具箱里配套着容易磨损的备用零件以及常用的维修工具，每一个工具箱的连接处就是由我来焊接的。

那时候一天要在老厂里上12个小时的班。虽然上的时间长，但点焊工不是最辛苦的活，干起来也不会特别累。订单多的时候，到了下班时间流水线也不会停，会有人来接班，但我常常还是会多干一会。那几年厂里的效益连年攀升，工人们的工资也是一年比一年更有盼头，是老厂的黄金时代。

2002年至2003年，集团的业务领域拓展到四轮农用皮卡、橡胶轮胎、摩托车的生产，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为了满足日益旺盛的市场需求，集团在县城西边又拿了一大片地，建起了规模很大的现代化园区。我们管那边就叫“园区”。2004年，我跟着老厂的大部分员工们一起搬到了园区里新建的橡胶厂，然后从一线点焊工的位置上升职做了轮胎生产车间的统计员，工资提升了，干活儿也不再那么辛苦了。

那几年，县城一下子涌进来各式各样流行的商业和店铺。现在的金城广场旁边开了个大酒店，叫一方水岸，六七层楼高，有各种娱乐设施，酒店楼下常停着很多好车。整个县城的发展蒸蒸日上，大家都想在这里淘一把金，大街上到处都是来赚钱的年轻人。县中心的商场和歌舞厅就是那个时候兴起的，到处都是一幅繁荣向上的景象。

这种景象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达到顶峰。那两年，订单像雪片一样飞进园区，只要有订单，人可以休息，机器不会停。园区对面的老豆腐店，叫“郭记老豆腐”，它的营业时间是从下午五点到凌晨四点，就是为了配合当年夜班工人的上下班时间形成的传统。现在的园区已经没有人上夜班了，大多数都是外地游客来打卡和本地退休的老员工去吃。十几年间，随着城市扩张，县城的老豆腐店陆陆续续开了不少，只有老厂边上那个老豆腐店把深夜营业的传统保留了下来。

挣扎与转型

大概是2010年以后，园区的订单量不再增长了，订单上的产品数量开始出现下滑。其实最开始的情况也没有非常严峻，只是订单的量看上去不如过去几年的量了。现在回头看，其实那时候就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那几年，国内农机产品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出海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园区生产的农机销量也逐渐下滑，工人们的工资涨幅越来越小，直到停滞。

其实在2010年之后，集团尝试过转型升级的思路。那时候国内农用三轮车市场已经基本饱和，橡胶厂的销量提升也十分有限。我在流水线上也感受到了变化：点焊的产品从工具箱转变为各式各样的小零件。其实是集团在通过改造流水线的方式，试着制造了大型的农用收割机、拖拉机这些重型农业机械。但是这些主动的改变带来的销量还是十分有限，在农机产业上的转型并没有成功。之后，集团还造过四轮电动汽车，也没有成功。

那几年集团的业务在国内市场中的竞争力越来越弱，销量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了。橡胶轮胎的销量还可以，产品覆盖各种不同的车用轮胎，也有一部分脚手架相关建筑施工设备，出口订单不少，给集团带来了不少利润。不过之后几年生产的轮胎质量整体有所下滑，导致国外客户的订单量越来越少。后来做完一个欧洲的大单，就再没有成规模的轮胎订单了，橡胶轮胎的大规模生产线也就逐渐停滞了。

2016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让集团的经营情况雪上加霜。在贸易战之前，集团还有少量来自北美的农用三轮车和轮胎订单，园区里农机生产线时不时还能开工做出一批产品，在缩减成本的情况下能够勉强生存下去。贸易战一开打，整个园区几乎都没有订单了，工人们的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往前走，回头看

“所以那时候您就离开了。”

“对，那时候我就离开了，然后去了国外。”

秦姐后来跟着中信集团去了非洲。是原先厂里去外地打工的朋友在国内工地上知道的消息，告诉了秦姐，秦姐还是想出去拼一把，于是就在2016年去了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在中信投资的工厂园区的厨房里打杂。

秦姐说，罗安达是一个像极了高唐县的地方，不同的是那里空气更好，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在非洲呆了一年多之后，她回到了高唐县，又去当了一年导游，走过了“山河四省”很多地方。疫情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秦姐感觉自己的精力愈发有限，就落脚在了国营单位的加气站，直到今天。

翻阅经济数据可以发现，高唐县的GDP数据，2015年后虽已有下降，但15-18三年间整体还维持平稳，2019年就直接蒸发了三分之二，这种现象是十分罕见的。秦姐说，因为2018年底开始时风集团不行了，被收购了一部分，蓝山集团和泉林纸业也在同一时期陷入破产危机之中，县城仅有的三个大企业在同一年遭遇挫折，最终难以维持，这造成了政府税收的急剧萎缩。大企业纷纷倒闭，小企业也被连累着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大量本地员工被迫失业，他们中的年轻人大多数离开了县城去大城市打工，只有很少一部分年龄相对大的留在了县城。这场县城的倒闭浩劫持续了整整一年多，导致整个县城的GDP从400多亿骤降到不到150亿多，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元气。

时风集团在砍掉绝大多数产业线后存活了下来，订单量持续保持低位运行，因此集团也是一直零零散散地做着订单。现在，县城里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县城下面村里的年轻人也不来县城，近的去了聊城、济南，远的南下去了长三角和珠三角。

秦姐说，之前一起在流水线上搭班干活的小女生，现在不到40岁，2010年离开高唐，去了杭州，在那边也是从工厂里做起。开始薪资不高，但赶上2010-2015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收入很快超越了老家这边。后来又趁着互联网产业的黄金时代转行做了电商，现在在杭州成了家生了孩子，只有过年回来一趟。

像秦姐这样留守县城至今的，大多数是年龄大的，家在这里实在走不开了。时至今日，仍在时风集团里面留守的也是准备退休的大龄工人或者需要照顾家里的员工，整个工厂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有订单就做，没订单就休息。失去了农机产业的主线，整个集团的产业就失去了主心骨，只能生存，再无余力谋求发展了。

这里能出去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出去了的年轻人也很难再回来；留下的年轻人只能彻底留下，重复着他们父辈走过的道路。这县城的未来在哪里？在宏观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县城无声地吟唱着它的悲哀。人们眼看着它起高楼，眼看着它宴请四方宾客，眼看着它人去楼空。只留下“时风集团”这个企业的名字，还镶嵌在县城的各处。在街上常常走着走着，一回头，就会在各种建筑物上看到了这两个字，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的繁荣。

而离开它的人们一直在回头看，回头看，直到县城的轮廓逐渐模糊，最后消失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

秦姐说，再等等吧，或许某一天，等我们彻底老了，县城就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