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的张工再次走进诊室时，已经是第三次换治疗方案了。
作为鼻咽癌晚期患者，双肺密密麻麻的转移灶，让他走十几步便呼吸急促，上楼梯都成了难事。
他曾寄希望于放化疗、免疫治疗，但肿瘤一次次卷土重来。坐在诊室里，这次他没有问医生还有哪些药可以试，只是问了一句：“我还能活多久？”
这也是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麦海强教授在临床中最常被问及的问题，“当一个鼻咽癌患者进入后线治疗，那意味着他基本已经走过了基本所有的标准方案”。
中国是全球鼻咽癌负担最重的国家[1]，也是新发患者最多的国家，年度新增约6万名患者[2]，东南亚地区同样是高发区[3]，死亡率较高的地区多集中在东南亚[4]。
麦海强指出，得益于放疗技术和综合治疗的持续发展，鼻咽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在今天已经可以达到90%以上。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仍有约20%的患者在治疗后出现复发或转移。而一旦进入多线治疗失败的后线阶段，临床上并没有一个被国际权威指南推荐的标准方案，医生只能靠经验，患者只能凭运气。
一旦进入多线治疗失败的后线阶段，医生只能靠经验，患者只能凭运气。（视觉中国/图）
张工的那一问，是无数后线患者共同遭遇的残酷现实。“后线标准”这道难题，在临床上搁置了数十年。
直到一场由中国发起、服务全球患者的医学探索，从这个“无人区”出发，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事鼻咽癌诊疗超过三十年，福建省肿瘤医院的邱素芳教授见过太多让人揪心的场景：“有的患者流点鼻血，耳朵嗡嗡叫，脖子摸到一个无痛的肿块，他会认为是上火或者感冒就没有去注意，但确诊的时候就是晚期，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鼻咽癌最残酷的底色在于，它高发于青壮年，早期症状隐匿，等到症状明显，往往已是局部中晚期或远处转移。身体层面上，多轮治疗积累的损伤和副作用影响吞咽，也会导致听力下降，同时造血储备下降使患者体力下降明显，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心理层面上，消耗则更为隐性，也更深远。中青年患者往往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与情感核心，而在病情反复出现进展、方案耗尽的过程中，患者活下去的信心逐渐被消磨殆尽。“鼻咽癌的后线治疗，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疗困局。”麦海强总结道。“后线”，在临床上指一线、二线标准方案均已走完、肿瘤仍然进展的阶段，随着治疗的进行，患者脚下的路也正在消失。在东莞市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刘志刚接诊的“后线”患者中，有近一半来自外省务工群体，他们在多地辗转、多次耐药后，带着积累的疲惫回流。他遇到过一位四十多岁的务工患者，赴多地求医，历经十余线系统抗肿瘤治疗后疾病仍然进展。他已经尝试了所有医生能想到、能使用的治疗方案，身心和经济压力已到极限。“患者有强烈的生存诉求，而临床却无有效手段。”刘志刚提到，晚期鼻咽癌患者最需要的，不是姑息维持，而是真正能打破耐药、实现长期控制的创新方案。在中国，鼻咽癌的一线治疗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水平：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为代表的团队，将PD-1免疫治疗与化疗联合方案推向国际，确立了晚期鼻咽癌一线治疗的全球标准。但对于进入后线治疗的患者，单独再次启用免疫治疗有效率极低，化疗缓解时间短暂，联合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虽可短暂提升缓解率，但在病情反复进展后，医生手中的“牌”越来越少。刘志刚将这种状态称为“有诊疗能力，无后线标准”：不是没有方案，而是没有一个方案经得起高级别证据的检验。这片“荒地”曾出现过曙光。以EGFR单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单克隆抗体）为代表的靶向药物，曾在后线治疗中引发关注，它像一把精准的钥匙，专门针对癌细胞表面的特定“锁孔”（即靶点），试图阻断肿瘤的生长信号，让医生们一度看到了打破化疗效果上限的希望。但单靶点的局限很快显现：这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狡猾的癌细胞会悄悄“换锁”——通过激活其他信号通路绕道逃脱，耐药几乎不可避免，药物有效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此后，ADC（抗体药物偶联物）这类新型药物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它的设计思路像一枚“智能导弹”：前端是靶向抗体，负责精准定位癌细胞；后端携带强效化疗药物，抵达目标后释放杀伤力。这种“指哪打哪”的设计，为突破传统化疗和单靶点药物的局限提供了新的方向。但真正能让后线患者长期获益的方案，依然在路上。这不只是中国患者的处境，也是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全世界患者共同面临的困境。鼻咽癌在欧美病例较少，因此研究投入有限，欧美同样没有突破后线的成熟方案。在这片“无人区”中，全球患者正共同等待着一个新的可能。全球患者正共同等待着一个新的可能。（视觉中国/图）要理解为什么打破这一困境的答案来自中国，需要先理解一个根本问题：鼻咽癌为什么偏偏“盯上”亚洲人？“鼻咽癌，我们以前甚至叫‘广东癌’，但实际在福建，乃至整个中国南方，都是高发区域。”邱素芳说道。这背后是三重因素的叠加：一是遗传，部分人天生基因更容易“中招”；二是EB病毒，通过共餐、唾液接触等方式传播，像一颗潜伏的“种子”；三是腌制饮食、吸烟、潮湿气候构成的环境因素。三者相互叠加，构成了这些区域高发的深层原因。但高发并不只限于广东一省。麦海强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过去，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历史上的移民迁徙将遗传易感性的高危人群带到了那里。”他接诊的患者中，最远的来自甘肃。这种与特定人群基因的深度绑定，使疾病随历史上的人口流动向内陆延伸，至今仍在湖南、四川、广西、福建等地留下印记。麦海强提到另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是：中国高发区约95%的患者为“未分化型非角化性癌”，对放化疗高度敏感；而欧美60%至70%为角化性鳞癌，分化程度不同，两者对治疗方案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如此，由于欧美建立了鼻咽癌领域早期的治疗框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主要依赖欧美的经验。”麦海强说。但欧美和中国的患者主要类型不同，即使欧美过去做了很多研究，也不是最适合中国患者的治疗范式。麦海强说，“中国有大量的病例、多年积累的完整的临床观察体系，以及最迫切的临床需求，我们必须要做自己的研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鼻咽癌治疗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从最早的单一放疗时代，到2000年左右基于北美研究开启的放化疗综合治疗时代。随着中国医学的发展，临床试验经验的丰富，国际交流的深入，特别是放疗技术的提升——局部复发少了，远处转移逐渐成为主要矛盾。麦海强介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专家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放化疗模式的研究探索：从放疗前的诱导化疗，到同步放化疗的药物优化，再到照射范围与剂量的个体化调整。这一阶段，临床试验已开始由中国研究者主导，研究成果也逐渐被国际学界采纳。第三个阶段是近十年进入了精准和创新治疗的时代，EB病毒DNA动态监测技术日趋成熟，免疫治疗被引入临床，治疗愈发个体化——基于病毒载量变化进行风险分层，对高危人群强化治疗、低危人群减毒增效。与此同时，早筛体系也在快速推进，早期患者检出率不断提升。如今，以双抗ADC为代表的药物研究，中国也正在从验证国际结论，走向提出中国问题、给出中国答案，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源头。近十年鼻咽癌诊疗进入了精准和创新治疗的时代。（视觉中国/图）依托全国55家顶尖医疗中心构成的庞大研究网络，百利天恒与中国临床研究团队联合发起了PANKU-NPC 01研究，这是一项专门针对后线鼻咽癌患者、全球首个Ⅲ期确证性临床试验。实际入组患者386例，这些患者以信任与勇气参与其中，他们的经历与贡献，共同凝结成了这份扎实的科学证据。这项研究使用的是百利天恒自主研发的双抗ADC药物，同时靶向鼻咽癌细胞表面的两个靶点：EGFR（即HER1）与HER3，两者均在鼻咽癌中高度表达。以往针对EGFR的单靶点ADC，携带细胞毒性“弹头”精准锁定一处，但肿瘤仍可借助HER3通路寻找出口；双靶点的设计，同时封锁两条通路，让肿瘤的逃逸空间大大收窄。深圳新风和睦家医院肿瘤科主任贾琳直言：“从机制上推论，这样的设计就应该更有效，临床数据也确实印证了这一判断。”该研究结果发表于《柳叶刀》，入选2025年ESMO（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大会突破性摘要，《NCCN（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鼻咽癌指南中国版（2026）》和《CSCO（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鼻咽癌诊疗指南2026》两大权威指南均已将其纳入鼻咽癌后线治疗优先推荐。麦海强将这一历程概括为：“我们从以接受国际标准为准，走向了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张工在麦海强团队的建议下，入组该项研究约半年后，重新投入了工作中。那个曾经只问“我还能活多久”的人，如今以他的生活本身，给出了另一种答案。邱素芳的诊室里，还有一位四十多岁的患者。在多线化疗与免疫治疗相继耐药后，他几乎穷尽了所有可选的方案，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入组了三期临床研究。邱素芳至今清楚地记得他用药后的变化，这位曾让全家跌入绝望深渊的患者，在一年多后，重新穿上那身深色制服，回到了他守护多年的岗位上。2026年6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附条件批准百利天恒自主研发的该项双抗ADC药物上市，用于治疗既往经至少二线系统化疗和PD-1/PD-L1抑制剂治疗失败的复发/转移性鼻咽癌成人患者。其成为全球首创（First-in-class）的EGFR×HER3双抗ADC药物（双特异性抗体偶联药物），也是全球首个获批的双抗ADC药物。对于医生而言，这不仅意味着一种新药上市，更意味着过去只能等待的患者，如今拥有了新的治疗机会。刘志刚认为，比“首发”更重要的，是这项全球性的突破的红利能够真正惠及“家门口”的患者。刘志刚说：“让包括东莞本地、周边高发区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全球顶尖创新药的临床研究，优先用上最前沿的治疗手段，这是区域肿瘤专科必须扛起的责任。”在深圳新风和睦家医院，肿瘤科的香港患者占比已达75%至80%。早期，该类患者北上就医，多出于经济考量。但近年来，方向变了，随着内地原研创新药涌现，“来院接受注射类治疗的（香港）患者中，有五六成是专程为使用内地已上市的创新药而来”，贾琳说，“价格驱动，正在变成创新驱动。”贾琳分析这种转变背后的三个原因：香港患者对内地医疗体系的认知逐渐深化；内地创新药的临床数据逐步获得香港医生的广泛认同；深港医生共管模式也让香港医生亲眼见证患者在真实世界中的获益。“当一位香港患者在内地治疗了几个周期，带着影像学好转的报告回到居住地，他的主诊医生就不再只是看文献数据了，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患者真实发生的改变。”2025年12月，ESMO Asia（欧洲肿瘤内科学会亚洲年会）在新加坡召开，而PANKU-NPC 01研究继2025年ESMO首次公开数据后返场，入选重磅研究精选专场，在亚洲肿瘤学界引发广泛关注。而在更早的2023年，百时美施贵宝（BMS）就以8亿美元首付款、最高84亿美元总交易金额拿下该双抗ADC药物在中国大陆以外市场的共同开发和商业化权益。这笔交易到现在仍然是中国创新药出海史上最有标志性的交易之一。未来，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患者，或将受益于这项源于中国的创新药物。对这款百利天恒的双抗ADC药物来说，鼻咽癌只是起点。截至目前，该双抗ADC药物已在中美两大核心市场开展四十余项跨瘤种临床试验，累计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计8项突破性疗法认定。在中国，已启动的 PANKU 系列关键Ⅱ/Ⅲ期注册临床研究覆盖肺癌、食管鳞癌、乳腺癌、卵巢癌、尿路上皮癌、胆管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其中三阴性乳腺癌及食管鳞癌两大适应症的上市申请已获中国药品审评中心正式受理。在上个月落幕的2026年ASCO（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中，该双抗ADC药物在三阴性乳腺癌、食管鳞癌领域的两项重磅研究成果也分别入选ASCO的最新突破性摘要和口头报告环节。2022年，中国食管癌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占到全球总数的一半左右，且以食管鳞癌最为常见[5]，由于该癌种在欧美发病率低，欧美的新药研发动力相应不足。而与肺癌、结直肠癌等癌种相比，食管癌的治疗手段十分有限，总体5年生存率不足30%[6]。在不久的将来，食管鳞癌患者的命运也或将被这项中国原创创新药逐步改写。从鼻咽癌到食管鳞癌到更多适应症，从东方到西方，一项中国首创的双抗ADC创新药，正在以自己的创新能力，而非仿制他人的路径，走向更广阔的肿瘤学科版图。它回答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一种疾病长期被全球主流研究视野所忽视，答案该从何处寻找？过去，中国研究者坐在国际学术会议的台下鼓掌；今天，中国研究者站上讲台，用中国的创新实例改写全球治疗新标准。从“广东癌”的“无人区”出发，这项探索正告诉世界：真正的创新，不一定要沿着他人路径向前追赶，只需要认真回答属于自己的问题。当这个答案足够扎实，它的边界便不止于一种疾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而是会沿着科学和医学的脉络，扩展到更多患者需要的地方。
最新更新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